從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，日本殖民台灣開始，台灣人的歷史似乎就蒙上了一層灰色的陰影。在這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過程中，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台灣人民奮不顧身的英勇抗日，從早期的台灣民主國，到後期的游擊戰以及其他零星的抗日戰爭，都展現出了台灣人民不屈不撓的性格；而台灣在日本統治下，也總共更替了十九任總督，這不但代表著許多種不同的統治方式和政策的推行，也許是高壓的統治，亦或是威迫和利誘，更反映出來了一個事實，就是台灣人民的悲哀。在那個無奈的年代，一段悲情的歷史。
在歷任總督中，政績最為顯著的，莫過於第四任的兒玉源太郎。在他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配合之下（以下多用「兒玉後藤」連用代表兩人的合作），台灣前期的武裝起義算是完全被剿平（至1902年的林少貓 [1] 事件為止）。本文先從日本殖民台灣的背景寫起，先對所謂「武裝抗日」初期的「台灣民主國」加以介紹，並討論當時台灣總督府整個政制及統治上的問題所在；接著分析「前兒玉後藤時期」的「治匪」政策，並且說明當時政策的錯誤性，及對後來政策產生如何的延續性影響。而本文重心則是放在「兒玉後藤時期」所謂「糖飴與鞭」兩手策略的剖析，先討論其成功之處，在試著探討日本在此政策背後的真正企圖，最後再兼以自己的觀點及想法加以評論之。
貳、 日本殖民台灣的背景
在分析兒玉後藤政策之前，先介紹當時日本殖民台灣的一個情形。主要是日本佔領台灣之後所發生的種種事件；以及日本對於台灣殖民前期政策、武裝抗日運動的前因後果及其發展的介紹。希望先能對這個時期的政治環境，有一個粗淺的概念式，之後介紹兒玉後藤政策時，才容易有較深入的瞭解。
一、 武裝抗日的初期階段
一般對於「武裝抗日時期」的界定，多半是指1895年台灣民主國成立開始到1917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，當中又可區分為三期：
1. 衛台之戰（台灣民主國時期）：1895.5到10
2. 全面抗爭之游擊戰：1895.11到1902年林少貓被殺
3. 革命蜂起事件：1902年到1917年西來庵事件
本章在時間序列上，主要綜合介紹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抗日史略。由於抗日事蹟層出不窮，日人的策略也隨總督變換而有所改變，但是一直到兒玉總督時，才算真的「剿匪」成功，也就是導致了第二期武裝抗日的結束。
（一） 風雨飄搖的台灣民主國
1895年4月17日，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簽訂馬關條約 [2] ，到1895年6月17日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台北舉行「始政」大典的兩個月間，台灣興起了抗日行動的第一波風潮－台灣民主國的成立。台灣人民對於日人侵佔台灣均相當反對，於是決議自組「台灣民主國」，抵擋日人侵佔。
台灣民主國的總統為當時清廷的台灣巡撫唐景崧，實際上並非一心想要成立民主國對抗日本 [3] ，其目的原本是要聽從清廷命令，在馬關條約簽訂後隨即返回中國，但當時以丘逢甲為首的的仕紳和地主及富豪，不願意日本人入侵，故希望唐景崧留下主持大局，在迫於無奈之下，唐景崧一方面不願得罪清廷，一方面又要順從於當地勢力，於是就任民主國總統。其組織包括副總統丘逢甲，外務大臣陳季同，大將軍劉永福等人，雖然看起來有個政府的樣子，但是實際上除了劉永福外，其他人多為唐景崧由清廷帶來的心腹，或是為一己之私而組成的份子，並沒有國家或是民族的概念，所以抗日的風潮不可能進行下去。 [4] 而民主國成立之時，日軍近衛師團和常備艦隊也逼近基隆沿岸，當時普遍認為，基隆和淡水是兩個北部最主要的防線，所以佈滿了較多新式的克氏砲，但卻沒有較多及較精良的兵力，所以日軍並未花費太多力氣即攻佔基隆；之後佔領獅球嶺時，更是讓眾人以為台北即將失守，於是唐景崧和一些親信商量之後隨即逃回大陸，台人辜顯榮此時自願前去帶領日人進入台北城，台灣民主國在成立十一天後正式宣告崩解，日軍在台北舉行「始政典禮」，只剩下劉永福退回台南對抗日軍。結束了武裝抗日初期的第一階段。
（二） 義軍和劉永福的黑旗軍
台北此時雖然已經正式淪入日本統治，但是台灣其他部分仍然未降服於日本。尤為可貴的是，當時台灣抗日的主要菁英，大多是所謂的「義勇軍」 [5] ，他們因為不滿日人的燒殺擄掠，所以奮而起義，自己組織起來對抗日本的入侵。當時義軍的武器多半相當粗糙，無法和日軍的先進槍砲加以抗衡，能夠抵擋的，只有自身的勇氣和勢死守護家園的決心，當時較著名的領袖如吳湯興、徐驤、姜邵祖等，都對抗日有相當大的貢獻。而劉永福的黑旗軍在退守台南後，也對苗栗以南的一些據點，如彰化、嘉義提供實質上的幫助，協助義軍一同抗日。雖然義軍有決心及毅力，但終因人手及武力的不足，沒有辦法持續和日軍抗衡，所以層層敗退；另一方面，劉永福的黑旗軍支援中部各地的軍隊也死傷慘重，所以劉永福在1895年10月逃往大陸，結束了這一段初期台灣抗日的活動。
劉永福的離開，不代表台灣人民抗日決心的消退，而是轉為另一種形式的發展；原本日軍以為至此台灣可算是全面收復，但是其實抗日游擊戰才正要開始。當時在北部有陳秋菊、簡大獅，中部以柯鐵和簡義為首，南部則有林少貓。而簡大獅、柯鐵和林少貓更被稱為「抗日三猛」。這樣的游擊戰遍布全台，此起彼落，且台灣地勢險阻，義軍出奇不意的打擊，常給日軍帶來極大的困擾。但這也使得日人更仔細研究討伐抗日份子的對策，到兒玉總督時期才算有效鎮壓。
二、 台灣總督府的初期統治
前一部份主要敘述台灣初期武裝抗日的階段，第二部分要敘述台灣總督府統治如何確立。
（一）「始政」與初期政制的變換
1895年5月8日，中日雙方完成馬關條約的換約儀式後，台灣在國際法上正式屬於日本的領土，但依條約規定，中日兩國必須各派兩官員為共同劃定疆委員，一方面是確立條約的疆界，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能夠使統治權移交時，日方若由中國陪同，較不會引起台灣人的反抗，因此雙方才要派遣委員。日本方面以樺山資紀為代表，中國方面則以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為首。但如前文所述，自從台灣確定割讓日本後，台灣島內反對勢力及聲浪此起彼落，有鑑於此，日本才派遣近衛師團準備以武力登陸台灣；諷刺的是，原本中國負責交接事宜的李經方，竟然因為害怕自身的安危，而堅持不願意在淡水進行交接，反倒在樺山總督的乘船「橫賓丸」號上辦理交接，隨即迅速返回中國。而日方此時一方面完成了正式的交接手續，另一方面也持續的以武力強行登陸台灣，6月3日，日軍順利攻佔基隆，而此時台人辜顯榮 [6] 獨自求見樺山總督，表明願意當日軍的嚮導，引領其進入台北，於是在6月8日，日軍輕鬆的進入台北城，而在6月17日，正式於台北城內舉行了「始政典禮」，確立了台灣總督府的統治。
日本對於殖民地的統治，原本是採取「民政」的方式。樺山資紀在抵台之前，曾制訂了「台灣總督府暫行條例」，是台灣總督府最初的行政組織章程，當中規定總督府由民政局、陸軍局、海軍局構成，一切政務原本應由民政局執掌，但因目前台灣抗日戰事頻傳，故一切應以軍事優先，而實施「軍政」；1895年6月，頒佈了「地方官暫行官制」，在「始政典禮」後，才算進入「民政時期」，但實際上只限於台北縣，其他各地仍然為軍政。而後到了1895年11月，平定了劉永福台南的抗日後，當時樺山總督即像日本天皇宣告全島平定，要求回復民政時期，但是當時殖民經費全由軍方支出（因為是軍政時期），會計上之劃分有所延遲，故直到1896年4月1日才正式回復民政時期，頒佈了「台灣地方官官制」，可是卻仍然維持暫時體制，實際上無異於軍政體制。 [7]
（二）民政時期官制的混亂
日本雖然領有台灣，但是實際上並沒有殖民的經驗，因此對於台灣的政策，一直沒有明確的方針，所以初期台灣政策和政制是相當混亂的，包括日本中央和台灣地方都有問題存在。樺山資紀任總督時，中央政府設置台灣事務局，由首相伊藤博文擔任總裁，為監督台灣總督府的機構，但此時並未有過多限制，主要是和總督溝通政策之管道。但此時台灣島內抗日事蹟頻傳，總督多忙於平定戰事，無暇與中央政府進行協商或意見交換，所以導致在1896年4月廢除軍政時，內閣也一併廢除了「台灣事務局」，改成立「拓殖務省」 [8] ，當中並明文規定拓殖務大臣有權力綜管台灣各項政務，且需監督台灣總督。當時的樺山總督認為此項規定會阻礙台灣政策的推行，干涉台灣行政，所以並不同意，故在1896年6月辭去總督職務，改由桂太郎接任。但桂太郎並非有心於地方經營，其志向乃是至中央政府發展，所以在同年10月也辭去總督一職，改由第三任的乃木西典接替。
而當乃木總督時期，中央政府發現其實台灣島內官吏貪污腐敗事件不勝枚舉，而拓殖務省又不能有效發揮功用，所以在1897年將其廢除之，又改為台灣事務局，和總督溝通施政方針之用。但是實際上，這樣改變頻繁的官制，缺乏制度上的穩定，所以仍無法使台灣總督府當局和中央政府有效溝通，現舉一例如下：
「內閣對台灣重要政事隨意做出決定已是過去之慣例，台灣鐵路如此，台灣銀行如此，台灣幣制亦然，而均無一好結果，多為紙上談兵。近來，各政務似乎頻頻徵求台灣總督府之意見，這也是要看總督其人如何，但是否應該說這是內閣已經略微明辨事理之徵象呢？」（一八九八年七月六日台灣日日新聞） [9]
而台灣人民長期處於一種「有今天，沒明天」的狀態，心理上缺乏安全感，對於總督府統治有種不信任感，行政成果必然不彰；在加上島內日軍平定武裝游擊抗日行動時，慘無人道，激起人民怨恨，使得初期總督府的統治備受打擊與挑戰，直到兒玉總督時期才算有所改變。
參、 台灣總督府初期「治匪」政策－前兒玉後藤時期
所謂的「匪」，是指土著匪賊，日人將土匪分為三種，第一種是台灣島內抵抗日軍的清朝遺民，以收復台灣為號召，通常是義勇軍的型態，早期是以唐景崧、劉永福為代表；後來大規模抗日行動結束後，轉為風起雲湧的游擊戰，代表人物如前述的「三猛」等人物，而這也是日人最主要要對付的對象。第二種是真正的土匪，也就是傳統的草寇，多為無所事事份子。第三類是指當初日軍在掃蕩義軍時，有些無法清楚分辨為「良民」或是「匪徒」者被濫殺無辜，而其子孫因著怨恨成為匪徒的份子，日人認為這是可以教化成良民的份子，而不需要全數剿滅 [10] 。而本章主要在介紹兒玉源太郎之前台灣總督的治匪政策，並且分析早期歷屆總督權力的變化及施政的梗概，以求能對前兒玉時期的政策作一清楚的瞭解，也可以藉此明白兒玉總督的政策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出現，此時期又對兒玉總督政策的成功提供了什麼樣的條件。
一、 初期台灣總督的權力變化
一般對於台灣總督的分期，主要可以分為三期：
1. 前期武官總督時代：此時期是從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到第七任總督明石元二郎
2. 文官總督時代：此期是由第八任總督田健治郎到第十六任的中川健藏
3. 後期武官總督時代：由第十七任的小林躋造到第十九任的安藤利吉 [11]
此部分所定義的「初期」，則是指首任的樺山資紀到第四任的兒玉源太郎，實際上，台灣總督權力的奠定也是在這個時期所確立的。
（一） 重要的法案－政治大綱
當日本開始殖民台灣時，當時的首相伊藤博文於任命樺山資紀為首任總督時，即頒佈了「有關赴任時政治大綱之訓令」（以下簡稱「政治大綱」），訓示了施政方針；但實際上，政治大綱最大的意義在於規範了台灣總督此後五十年的權力，因為當中規定了兩點： [12]
1. 台灣總督兼任軍務司令
2. 若未來發生無法預料之事，且其性質屬於緊急無暇電稟中央者，台灣總督得「臨機專斷」，也就是先斬後奏，事後再向中央回報即可。
在分析第一點的重要性前，必須先概略介紹日本帝國的軍事制度。日本的軍事制度分為軍令、軍政、軍教育三項，軍令權由參謀總長和軍令部長共享；軍政權由陸軍和海軍大臣共享；軍教育權則由監軍負責。首相雖是內閣之首，但也沒有軍事權，可是台灣總督卻因為一方面是武官，是以中央軍部的下層機構之名被委任治理台灣，另一方面又因為在政治大綱中規定的權責，故其有資格兼任軍務司令。1895年5月制訂的「台灣總督府臨時條例」中規定以總督為首，總督府中設立民政、陸軍、海軍三局；而後進入軍政時期時，總督府改設民政、軍務兩局，且「台灣總督府軍務局官制第一條」中明定「軍務局掌管台灣總督管轄下之陸海軍軍政及軍令事宜」。翌年四月回到民政時期時，所制訂的「台灣總督府條例」又規定了台灣總督掌有軍政和軍令兩權。所以對於台灣總督而言，不只是行政上的權力，也擁有了軍事上的權力。
至於第二點，其重要性更大。依條文規定，這代表了台灣總督可以隨著當時不同狀況的發生，及時的找出解決方法及做出處理，表面上是一種「因地制宜」、「因時制宜」的權宜方案，但是關於何謂「性質屬於緊急無暇電稟中央者」並沒有明確的說明，也沒有限制總督所謂「臨機專斷」的範圍，所以實際上就是給總督一種「任意性」的權力來處理台灣事務，只要在事後向中央回報即可，這對台灣人民的權益絕對有極大的傷害；事實上，日據時代戕害台灣人民最深的「六三法」，其依據也是由此「政治大綱」而來的。
（二） 重要的法案－六三法
關於六三法的緣起，一方面是因為日據時代初期，當時台灣島內義軍抗日風潮盛行，日本本國的法律不合於台灣的實際情形，無法一體適用；另一方面，則是前述在「政治大綱」雖然賦予總督可以臨機專斷，但是仍然缺乏一明確的法律依據和規範，所以在1896年回復民政時期，日本國會通過了法律案第六十三號，通稱為「六三法」，建立了委任台灣總督的立法制度。六三法的內容很簡單，總共只有六條 [13] ，但是卻賦予了總督立法權，使得台灣總督不但有行政權、軍事權還有立法權。雖然當中規定有「法律效力的命令」必須經由「台灣總督府評議會議決」，但實際上，此評議會的成員是總督和其核心幕僚所組成，所以不可能會有議決命令不通過的情形發生，加上日本中央政府對於台灣當地情形並不瞭解，故對於命令也均是每呈必准，更是確定了台灣總督立法的大權；而政治大綱中規定的「臨機專斷」之情形，使得總督除了可以在平時制訂有法律效力的命令，也就是「律令」之外，他更可以在緊急的時候，發佈所謂的「緊急命令」以處理突發的狀況。雖然天皇可以在事後否決這項緊急命令，使其失效。但是這也等於說明，總督只要在回稟天皇前動用「緊急命令權」貫徹自己的意志，就不會有被阻止的情形發生，最多只是之後失去此政策的效力而已。
六三法中雖然規定此法之效力只有三年，但是因為歷屆總督認為台灣情形過於特殊，無法適用日本法律，所以一再要求延長法律效用期限，直到十一年後才廢止該法。不過之後的「三一法」在實質和內容上與「六三法」差距也不大，可說是換湯不換藥的型態。這對於台灣人民的權利，無疑是一種極大的傷害；兒玉總督所制訂的「匪徒刑罰策」就是一最好的明證。
二、前兒玉後藤時期的失敗
對於「治匪」政策，一直是台灣總督府成立以來所要面對一項很重要的問題。在兒玉總督之前，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和第三任的乃木西典（第二任總督桂太郎無心於台灣政事，任期僅四個月），對於治匪所採取的策略也有所不同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失敗的，直到兒玉總督時期才有所成效。
（一）樺山資紀
樺山總督登陸台灣之時，對於島上的混亂情勢，首先發表「諭示」，當中說明其本身奉日本天皇之命接收台灣，督理台灣治民事務，只要人民安分守己，即可享受周全的保護以及安居樂業。但這並無法平息抗日風潮，樺山於是再頒佈了「免除租稅」的諭示，希望以免稅吸引人民歸向日方，但仍不具效用；同時，樺山也施行「台灣人民軍事犯處分令」及「台灣住民刑罰令」等兩項法令，利用警察 [14] 政治和憲兵政治維持治安、鞏固統治效用，並且在其任內，總共動員了五萬的兵力和兩萬六千的軍夫討伐抗日份子。總括來說，樺山總督任內，對於台灣的統治已經有所謂「糖飴與鞭」政策的雛形（一方面減稅籠絡人心，一方面又以憲警政治管理治安，並討伐抗日份子），但是主要還是將台灣當成一個「戰場」，以平定抗日動亂為主。
（二）乃木西典
乃木總督時期對於治匪政策多所琢磨，不再是將台灣視為戰爭之地，而開始有較為具體的殖民方針，以下介紹他的兩項政策：
1.歸順政策
採用土匪招降政策者的始作俑者並非為兒玉總督，乃是乃木總督。乃木在剛上任之時，認為要消滅這些遍布全台的游擊抗日份子，光用武力討伐是行不通的，於是在1896年7月採用當時宜蘭警察署長的建議，在「匪徒」中若有悔改者，可寬恕其死刑，開始了土匪招降的歸順政策，亦即所謂的「土匪招降策」。同年12月，頒佈「土匪歸順勸誘事項」，當中重要的有：
一、 回應勸降土匪諭告而歸順者，自歸順之日起對罪惡一概赦免不問。
二、 土匪歸順後應完全視同良民，按良民對待。
三、 對歸順者應使在其住所─無住所者由各街莊安排─從事正業。
四、 有不歸順之土匪怨恨歸順者欲來加害時，警察官、憲兵應給予充分保障，防止被害。 [15]
歸順政策實施的結果，北部的林大北一干人共八七九人於十一月投降，雲林的簡義也於十二月投降，但是這只是游擊義勇軍中的少數份子罷了。況且，此政策初期實施還算成功，但是後期有些地方官廳並不徹底執行，反倒成為憲警雙方爭功的工具；有時候憲兵勸導歸順者，會被警察當作抗日份子而殺掉，警察所勸導者，也會被憲兵所殺掉。這樣使得歸順政策無法繼續推行下去，也讓乃木總督改採另一種武力征伐的制度－三段警備制。
2.三段警備制
當時台灣的武力，除了軍人一萬一千人以外，還有憲兵四０三九人，警察三三五０人，政令常不能統一，而且各單位間也常不合。乃木總督一方面為了調和軍、憲、警之間的衝突，另一方面為了有效整合武力以討伐抗日勢力，故實行了「三段警備制」，主要是把台灣各區域分為三類：
1. 一等危險地區：雲林地方及溫水溪山區一帶人心最不穩之地方，也是游擊隊的根據地，由軍隊和憲兵負責防備。
2. 二等不穩定地區：抵抗較少的地區，由憲兵和警察共同防備此區域。
3. 三等安全地區：民情安定的村落和城市，由警察負責此區域治安。
此制度似乎相當完善，但實行起來卻有許多問題。首先，這樣的劃分，削弱了軍隊的勢力，因為軍隊雖然和憲兵防守山區，但是若要嚴密防守台灣的山地，勢必會分散部署，兵力無法集中；之前日軍之所以可以擊敗抗日份子，多半因為日軍人數較多且兵力集中才能成功，現在分散兵力的結果，就是節節敗退。其次，三段警備制是以地方區分，並未考慮到「人」的因素，當時抗日型態為游擊戰，所以許多原本在一等危險地區的抗日份子會到處遊走，襲擊守備較弱的第二獲第三等地區，使得抗日勢力不減反增 [16] 。最後，當時台灣已經進入民政時期，總督府是最高行政機關，但是三段警備制卻破壞了這種情形。因為憲警這兩種不同的機構，其對上所負責的單位均有所不同，憲兵是對陸軍省負責，而警察則是對民政局負責，所以一起守備時，當地的政令會產生不一致的「雙頭馬車」情形；再加上憲警雙方內部不合，時常彼此爭鬥，更使得人民常常無所適從，也產生了對總督府的反感 [17] 。所以此「三段警備制」雖然是一武力討伐的政策，但是其可行性太低，後來被兒玉總督廢止。
肆、 台灣總督府初期「治匪」政策－兒玉後藤時期
在台灣總督府治台過程中，兒玉後藤時期是一相當重要的時期，一般對於兒玉總督和後藤新平民政長官會一起提及，而非只提到兒玉總督。因為當時兒玉雖然是總督，但卻同時兼任中央政府的閣僚，主要參與日俄戰爭不在台灣，故實際的政務卻多由後藤新平所負責。 [18] 對於兒玉後藤的政策，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來看，也就是所謂的「糖飴與鞭」的軟硬兼施，討伐和誘降的二手策略。不論是樺山資紀或是乃木西典，其實也都有實行過這樣的策略，但是均因為許多因素而無法達到最好的效果，但是後藤民政長官一一將這些因素消除，促使抗日份子的勢力在此時期算是真正的被消滅，但相對的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。以下介紹兒玉後藤的政策，並對這些政策的內涵加以分析。
一、「糖飴」的政策
（一）初期的歸順成果
兒玉總督就任後，對於前任總督之治匪政策 [19] 開始研究。他發現，其實誘降的規順政策在本質上是相當有用的，但是之前之所以失敗，主要是因為政令無法統一，不只是民政伴隨軍政的歪風；憲警雙方的傾軋互相阻擋彼此的誘降行動，都讓人民對總督府失去信心，所以歸順政策才無法收效。所以兒玉實施的第一步，就是先求政令的統一，嚴令憲兵警察兩方面都必須恪守其職責，不可互相打壓。除了繼續鼓吹歸順之外，後藤也採行一些具體的措施：如設立「仁濟堂」收容老弱孤寡，招納流亡；舉辦「饗老典」（及現今之敬老會） [20] ，由總督親自招待，以顯示敬老尊賢之意；又舉辦「揚文會」、「擊缽聯吟會」（即今之詩會） [21] ，甚至向中國聘來流亡的國學大師，擔任台灣總督府官報《台灣日日新報》的漢文版記者兼主筆，希望改善台民對日人的印象；並且宣布：若任何抗日份子對於投降之事宜有疑問者，可以到總督府官邸，由民政長官親自解答。
而在歸順的條件方面，抗日份子必須先繳交，「歸順嘆願書」，再提出「歸順者名單」，並且集中武器被以檢收，最後領取「生業補助金」。 [22] 日方給予投降者相當優厚的條件，不僅對其過犯既往不咎，並且安排其從事土木工作以保障其生計。這樣的條件，的確吸引了許多抗日志士，實際上，當時人民自割台以來，就處於日軍和抗日份子的戰爭中，部分人民也看清楚「游擊戰不可能推翻日軍統治」的事實，其對於安定的生活也有所渴望，這些也都慢慢影響了抗日軍的思想。所以在1898年中旬，以林火旺為首的抗日份子七百餘人在宜蘭投誠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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